1993年1月25日旭胜配资，西安市第四人民医院的病房里弥漫着药水味，88岁的张蕙兰靠在床头，呼吸声微弱而急促。守在一旁的杨拯民凑到耳边，只听老母亲用几乎辨不出的声音说道：“我想回甘北村看婆婆的老坟，更想睡在你父亲旁边。”她顿了顿，似怕子女为难，又补了一句，“别惹麻烦就好。”这一席话，把儿女们的眼泪一下子逼了出来。
2月7日凌晨，张蕙兰停止了心跳。灵堂刚布置好，兄妹几人便走进省政府办公厅，递交了一份简短而郑重的申请：恳请批准母亲与杨虎城烈士合葬。批示很快落槌——“同意”。红底黑字，干脆利落，没有附加条件。
要弄清为何需要“批示”才能入土同穴，得回到半个多世纪前。1926年，杨虎城在长安城墙上拼命挡住镇嵩军的炮火，家里却传来噩耗，原配罗佩兰死于肺结核。替他守候母亲、照料孩子、东奔西跑的，正是张蕙兰——那时她不过21岁。老乡们常说，这个姑娘心里装了一本账，凡是杨家欠下的，她都默默填补。
张蕙兰与杨虎城的婚姻颇有传奇色彩：娃娃亲、偏房、再到正室，世俗眼里是曲折，军阀混战的年代却要靠这种“拧巴”的安排维系一家老小的生计。她自己并非没想法，但每回外人提起“委屈”，她总摆手：“活人要紧。”一句土话，听着朴素，却是她对家庭与时代的双重认知。
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挟杨虎城赴重庆软禁。两年后，杨虎城被秘密囚于渝北何家坝。张蕙兰曾托人捎信：“虎城心脏不好，求一瓶药。”结果音讯全无旭胜配资，她天天守在西安长巷公馆的西厢房，日复一日熬粥，仿佛丈夫下一刻就能推门而入。直到1949年12月，中央慰问电里那句“杨虎城等烈士已殉难”彻底击碎了等待。
悲痛之余，她挑起另一个担子——筹建陵园。七亩荒地，石碑、柏树、护坡全靠四处化缘。有人不解：“老太太手里没权没钱，扛得动？”她抬头看天：“扛不动也得扛，孩子们将来要有个祭拜的地方。”这股子倔劲，硬是把土坡改成了如今的杨虎城烈士陵园。
1956年，陵园交由长安县管理，张蕙兰却没闲下来。省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烈士家属接待，一摞抬头，她最在意的是每年清明能否按时修整墓道。邓颖超托人带来棉被、补药，她总回礼一筐临潼石榴，说“礼轻情重，家乡味儿解乡愁”。
岁月无声，身体却在透支。进入90年代，她的听力退化，心脏亦频频报警，但只要提到“陵园”二字，神情便立刻专注。临终前那句“担心不合格”，其实是老人心里的最后一根刺——自己虽操持半生，却未获烈士称号，合葬标准严格，能否进入杨氏墓园并无定论。
省政府批复后不久，西安城南的杨虎城烈士陵园添了一方新坟。墓碑上刻着“张蕙兰同志之墓”，位于杨虎城将军墓左侧，两座坟茔之间留下一条不足一米的小径。施工完毕那天，工人们发现碑后竟塞着一张泛黄的旧纸条，只有八个字：“同甘共苦，同穴为安。”落款：拯民。没人声张，这纸条被静静压在了碎石层下。
今日到陵园凭吊的游客，多会用“杨虎城夫人”称呼她，少有人知道，她既不是将军的元配，也没享过多少功臣家属的优渥。可正是这样一位民间女性，用三十年坚守，把一处简单的合葬地建成国家级重点文保单位。不得不说，她那句“活人要紧”，最终护住的，不只是杨家后人，也是历史记忆本身。
如今的碑林，松柏成荫，风吹过时，石阶间沙沙作响。远处有人轻声问导游：“她到底为啥不怕麻烦？”导游想了想，答得很直白：“怕不怕没时间想，换作当年，先把事办了再说。”短短一句，恰能映出张蕙兰半生行事的底色——责任先行，荣誉在后。她与杨虎城并肩而眠，也与他共同见证了这片土地从战火纷飞到山河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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