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出版的《亲历者讲述：军统内幕》一书中有一个章节题为《军统东北区“对日工作”的阴谋活动》融创优配，作者为时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对外称东北行辕督察处和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日韩组（对外称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督察组）”中校副组长的张瑞。
张瑞的顶头上司，就是时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辕督察处处长和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的文强，文强在《我在东北的特务活动》（发布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三十辑）一文中的描述，也可以跟张瑞的文章互相印证，再看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二辑吴半农《有关日本赔偿归还工作的一些史实》，就更令人气愤了：按照当年盟军总部的决议，日本应该归还和赔偿给我们的东西有多少？我们又拿到了多少？是谁那么“大度”地放弃了索赔并让倭寇带着大量劫掠的财宝返回了老巢？
文强在东北当特务期间，就已经是军统局少数几个中将之一了，这一点文强在回忆录中有记载，张瑞在文章中也特别注明“文强，中将”。
这个中将特务成立对日工作班子找张瑞谈话，那番谈话真能把人气冒眼睛：“今后你的责任很重，委座很重视东北的对日工作。戴先生在世时，不知多少次向我传达委座的指示，我们一定要眼光放远，化敌为友。（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张瑞回忆文章）”
文强这番话就值三千六百个大嘴巴：倭寇在中华大地上肆虐十多年，杀害了数以千万计的军民，在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一时间，文强就急着跟他们“化敌为友”了。
蒋家王朝的“亲日、媚日”是从上到下一以贯之的，因为无论是蒋介石还是何应钦，都是在日本军校学习过的，老蒋甚至还在在日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当过“士官候补生”，何应钦在日本陆军步兵第五十九联队当过上等兵和下士官融创优配，按当年在东京振武学校的资历，第十一期 的何应钦还要叫第十期的蒋介石一声“学长”。
将军高层跟日军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像文强那样的中将特务，对日本“战俘”的态度，简直跟战争时期的伪军见大佐差不多。
张瑞回忆了文强在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办公室和福田德次郎（东北日本特务头子，中将）、小柴猛志、大石等人谈话，然后又在张树勋（东北行辕第二处少将副处长）家设宴招待平岛敏夫、押川一郎、坪川与吉、福田德次郎等人，张瑞和小柴猛志作陪，文强那番话，也只能用“无耻”两个字来概括：“咱们不以过去的什么身份谈话，纯以民众的身份促膝相谈吧！蒋主席（指蒋介石）胸怀宽阔，眼光远大，一贯重视中日两国友好交谊，和睦往来。不愉快的过去已经过去，将来要化敌为友，以新的姿态重新合作，和平相处，长久友好下去。”
文强在抗战期间曾与日谍少将打过交道，恩怨纠葛一时间也说不清，据他在《口述自传》中承认，他在暗战中抓住了日谍少将，不但没杀，还跟他达成了交易：“郎本跪在我的面前哭，我指着他骂：‘我今天也不整死你，我知道你是宁波那个地方的防守司令，我这次把你放走，你如果在宁波做些好事，以后我还可以原谅你。’后来郎本实仁在宁波，为了修蒋介石母亲的墓，花了很多钱。”
日本投降后郎本实仁被马汉三抓了起来，文强却亲自出面将他放了：“你这个人在东北杀了好多人，在天津杀了好多人，到在上海又杀了好多人，但是以后你改了，你给我们校长的母亲修了墓，这次我不抓你，不把你当战犯，你回国好了。”
文强还记得郎本在中国杀了那么多人，可就是因为郎本在宁波没挖老蒋的祖坟融创优配，就被文强一句话给放走了。
据张瑞回忆，文强放掉的日本战犯不止郎本实仁一个，他在东北吃了高崎达之助、川义介等人的宴请后，对他们极力包庇，南京国防部派来的“日本战犯督导组（组长邹任之少将）”，要逮捕日本重要战犯平岛敏夫、高崎达之助等人，结果全被文强顶了回去，一大批甲级战犯被文强放走：“文强、张树勋派我带着文强的名片和点心、水果等礼品送到葫芦岛，在葫芦岛日人俱乐部为坪川设宴饯行，在福田德次郎被道送回日本时，派“日管督察组”少校组员王浩携带点心、水果等礼品护送到葫芦岛送上日侨遣送船。”
结束对日工作，文强居然建议张瑞想办法去日本生活，小柴猛志从日本给张瑞写信，信中转达了高崎达之助、平岛敏夫、坪川与吉等对文强和张瑞的邀请——如果文强不以徐州“剿总”中将副参谋长身份在淮海战役中被俘，没准儿还真能成为日本战犯家中的“贵客”。
文强对日本战犯高接、远迎、欢送，战犯们对他自然“感恩戴德”，但“中国驻盟军总部赔偿归还代表团首席代表”吴半农去日本“接收赔偿”却遇到了大麻烦。
据吴半农回忆，当时盟军已经达成共识，那就是把日本的重要工厂和设备全部拆分给战胜国，并列出了拆分清单：（1）工具机制造能力的一半；（2）陆海军兵工厂全部；（3）飞机工厂全部；（4）轴承工厂全部；（5）造船厂二十所；（6）超过年产二百五十万吨的钢铁生产能力；（7）火力发电的一半；（8）除去附属于金属精炼工厂者外，接触法硫酸工厂全部；（9）纯碱工厂四所中最新式的一所，烧碱工厂四十一所的二十所；（10）轻金属工厂全部。
当时十一个战胜国，也是受害国都提出了自己要求的比例：苏联认为应得百分之三十，美国认为应得百分之二十九，印度认为应得百分之二十五，荷兰认为应得百分之二十四，菲律宾和新西兰认为应得百分之二十三，法国认为应得百分之二十，英国认为应得百分之十四，中国认为自己受害最深，应得百分之四十。
细心的读者肯定一眼就能发现这个百分比是不可能实现，因为加起来超过了百分之二百，麦克阿瑟作为日本的“太上皇”，已经开始对日本进行包庇，所以迟迟不批准任何拆迁行动，居然还要求盟国在拆迁赔偿设备时，为日本保留年产八百万吨钢铁的能力，而据吴半农了解，日本在战前的年钢铁总产量也才七百八十二万吨，这岂不是要帮日本“扩大生产”？按照这个数字，受害国哪里还有东西可拆？
工厂和设备拆不回来，被日军劫掠走的金银钱币和文物总该归还了吧？但在美军包庇下，日本又开始耍赖，吴半农揭露，中国代表团提出的有详细数据的索还清单，居然被美国主导的盟军总部驳回了：“接委会于一九四七年春就开始向盟总交涉，盟总最初答称我方没有具体证件，无法办理；后又说各国硬币仅在造币厂或国家银行时才算国有财产，一入私人手中，就成为私人财产应否归还，亦成问题。”
不该放走的放走了，该要回来的没要回来，当年蒋家王朝亲日媚日者多如牛毛，所谓的“索赔”也就成了走过场，笔者看了相关史料总想发火骂人，但文章中是不能骂的，所以最后只能请教读者诸君：如果当年我国和其他受害国真把日本的工厂和设备都拆走了，今天的世界是不是就要安全许多？该得到的补偿没有得到，这个历史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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