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王凡名鼎配资
一、仅凭口舌创造谈判奇迹,那只是奢望/中共中央依然认为“迫蒋停止剿共,是目前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张、杨二将军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以“兵谏”方式软禁蒋介石,迫其接受统一抗战/宋庆龄根据宋美龄的嘱托,立即约见了上海的潘汉年
再高超的折冲樽俎里手,也明白谈判桌上的辉煌取决于谈判桌之外的筹码。气候未形成,条件不具备,仅凭口舌创造谈判奇迹,那只是奢望。因此当谈判冷落的时候,潘汉年便将更多的精力置于谈判之外的努力。
为了既坚持中共不作无原则让步的宗旨,又把国共两党的谈判继续下去,在这段时间里,潘汉年与四川的刘湘、广西的李宗仁、19路军的蒋光鼐、山西的阎锡山等各地实力派,就中国共产党有关国共合作的政治主张广泛交换了意见,以求与他们共同推动蒋介石抗日。

◆潘汉年
就在这时候,与潘汉年一直保持着联系、积极为统一抗日呼唤奔走的上海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7人,遭到蒋介石当局的逮捕,此即史称的“七君子案”。潘汉年又走动于宋庆龄等著名的爱国人士之间,发起了轰轰烈烈的营救七君子的群众运动。
面对蒋介石的步步倒退,中共中央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依然认为“迫蒋停止剿共,是目前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毛泽东、朱德等19位红军高级将领于1936年12月1日,联名致信在西安部署“剿共”的蒋介石,敦促其幡然醒悟,踅上合作抗日正途。
然而一意孤行的蒋介石,却视中共的委曲求全为软弱,对西安民众的抗日请愿,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的“哭谏”置若罔闻,执意强令张学良、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把枪口对准红军。

◆1936年12月2日,蒋介石在洛阳与西北军政首脑合影。左起:、蒋介石、宋美龄、杨虎城夫人、张学良、邵力子等。
被逼上梁山的张、杨二将军,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于12月12日,以“兵谏”方式软禁蒋介石,迫其接受统一抗战。同时通电全国,剖陈兵谏原委,提出抗日救国“八项主张”。此即轰动一时的。
事变发生,举国震惊。在南京主持军务的何应钦,在戴季陶、吴稚晖、叶楚伧等支持下,力主讨伐张、杨。他一面调集10余个师向西安进逼,并派飞机轰炸渭南、富平等地,扬言“炸平西安”;一面电促在意大利养病的亲日派汪精卫迅速回国。
然而当时国民党内并非一片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之声,林森、孔祥熙、宋子文等坚决反对讨伐,尤其是宋、孔,怕如此会置蒋介石于死地。
据史载:张学良于事变当天,就给留守南京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以及宋美龄发去电报。不巧孔、宋二人均在上海。南京孔祥熙办公室的秘书慌忙打长途电话,向孔祥熙报告张学良电报内容。孔夫人宋霭龄随即打电话告诉小妹宋美龄。宋美龄听说蒋介石被软禁在西安,如“晴天霹雳,震骇莫名”,当场昏厥。醒来之后,宋美龄要孔祥熙带她星夜驰赴南京。
孔祥熙、宋美龄等人经研究张、杨通电,认为张、杨主要是要求抗日,大有交涉余地,应全力争取“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同时他们认为张、杨此举大概是受中共抗日宣传的影响,甚至推测中共和红军可能介入了兵谏。
因此,他们感到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旋的同时,还必须了解中共的态度,查清中共在此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联络中共敦促张、杨释放蒋介石。然而,如何与中共联络,又如何对中共施加影响呢?
他们想到了共产国际和苏联,想到了在南京、上海之间与国民党谈判的代表潘汉年。他们数管齐下,宋美龄请孔祥熙约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请求苏联政府从中斡旋,促中共为说服张、杨放蒋而努力。此外,宋美龄又请她的二姐宋庆龄和共产国际联系,请他们出面帮助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同时通过她的关系与潘汉年联络。
宋庆龄从团结抗战的民族大义出发,也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宋庆龄明确提出,释放蒋介石的条件是他必须答应停止内战,实行抗日。她不念个人恩怨,不顾自身安危,准备“要胡子婴陪伴,要何香凝老太太同行”,亲自飞往西安,“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以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但后因何应钦不配合,不解决飞机,始未成行。
与此同时,宋庆龄根据宋美龄的嘱托,立即约见了在上海的潘汉年。
二、毛泽东笑着对叶子龙说:“有好事情了。”/他没有按常规在南京下关车站下车/应宋美龄之请前往西安的端纳,来电通报了蒋介石在西安很安全的真相/潘汉年主动联系,与陈立夫会面/我们的确还应该记住另外一些名字,如潘汉年、刘鼎、王炳南等
这时,潘汉年已经收到中共中央的电报,他从电文中获悉,“中共事前不知西安事变”,遂将此告知宋庆龄。据当时中共中央军委机要科科长叶子龙回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时,曾致中共密电。他收报时,因电文中有文言词汇,他没有看懂电文的意思,遂送交毛泽东。毛泽东看罢,笑着对叶子龙说:“有好事情了。”叶子龙还是不明白,直到张、杨发表通电,叶子龙才知道发生了西安事变。
不久,潘汉年又接到以毛泽东名义发来的电文:“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并要他转告宋庆龄,中共和张学良、杨虎城方面已决定欢迎南京方面派代表到西安面商和平解决的消息,主张劝宋子文前往西安。
宋庆龄了解这一情况后,即与宋美龄、宋子文联系。潘汉年随即接到秘赴南京的邀请,宋家人要和他进一步商讨赴西安谈判之事。
潘汉年在赴南京途中,考虑到当时南京政局的动荡,为避免遭到亲日派何应钦等人的阻拦及破坏,他没有按常规在南京下关车站下车,而改由尧化门小站下车,然后乘车进城住进事先约定的宋子文家中。
住进宋子文公馆的潘汉年,再次向宋氏兄妹陈述了中共中央及张学良、杨虎城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不久,他收到了《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他立刻交宋子文,并请宋子文转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宋子文仔细阅毕这则电文,认为这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件。电文中全面剖析了西安事变起因名鼎配资,并提出了对事件的具体处理善后办法。宋子文遂通知宋美龄、孔祥熙来自家公馆共商应对之策。
为自身计,孔祥熙是不希望亲日派何应钦以及准备动身回国的汪精卫掌权的。而今能制约走亲日路线的中枢显贵者,唯蒋介石一人。所以他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使蒋介石能安全返回南京。
因此,当孔祥熙看到中共致国民党中央电文中,“贵党果欲援救蒋氏,则绝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所能奏效,实属显然”一语,感到很对心思。他们在对中共的这一文件研读了一番后,更坚定了积极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活动的决心。
为了了解南京的动向,以及使潘汉年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采取配合行动,中共将一些指示和相关的文件都及时电传潘汉年。19日,《中共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联翩而至。
《指示》对西安事变产生前的形势、意义、发展的两个前途及其拥护者等方面作了科学的分析,使潘汉年明确了自己应该“利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
因此,他及时将中共根据西安事变进展发出的指示、所表明的态度,通报给宋氏兄妹和孔祥熙等,并积极参与他们同亲日派斗争的商议。宋美龄等人敢于力排众议,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与潘汉年的积极活动相关的。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第三天,张学良阅读蒋介石的顾问端纳带来的宋美龄的信。
就在此时,应宋美龄之请先期前往西安进行调解的端纳,来电通报了蒋介石在西安很安全的真相,并转告“西安方面欢迎派人来陕磋商释蒋问题”。宋氏兄妹遂决意亲赴西安,和张学良、杨虎城、中共方面举行直接会谈。正在商议之间,潘汉年送来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
及时看到的这份《通电》,对宋子文坚定去西安的决心,无疑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他终于成行,“以私人资格飞赴西安,营救蒋公”。他的西安之行,为后来他作为正式谈判代表,偕宋美龄再赴西安做了必不可少的铺垫。
宋子文刚走,毛泽东的电报又来了。该电吩咐潘汉年立即向陈立夫等提出:“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南京及各地左派应迅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成立国内和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
潘汉年主动联系,与陈立夫会面,向他转达了中共中央新提出的有关合作抗日的五项要求。

◆1936年12月22日,西安事变发生10天后,宋美龄搭机赶来西安,下机时满面愁容。
当宋子文安然返回,当南京的国民党政要们弄清了中共及张、杨有关事变的态度后,于22日正式派宋子文、宋美龄为谈判代表赴西安面见张、杨。此时,西安方面的各派政治力量在周恩来的艰苦说服下,基本上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12月23日至24日,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就周恩来提出的中共和红军的六项主张进行谈判,最终达成协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协议内容为六条:
1、停战,撤兵至潼关外;
2、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3、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
4、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5、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6、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在整个西安事变发生至和平解决的过程中,人们都把目光集中到了西安这个政治焦点,集中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张学良、杨虎城这数枚无疑是当时最耀眼的政治巨星身上了。在我们通常所阅读到的历史教科书上,我们通常也只能看到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
但是,我们的确还应该记住另外一些名字,如潘汉年、刘鼎、王炳南等等,他们当然是遵循那些政治巨星们的指示在行动的,但没有他们的富有创造性的工作,西安事变的发生到解决的历程,就不一定像我们今天读到的这般精彩,是他们的烘托,增添了巨星的亮度。
三、西安事变,并没有就此划上句号/一向处乱不惊的周恩来也感到事情棘手/谁也无法准确地揭示蒋介石的居心/西安陷入了东北军袍泽喋血的残杀
西安事变,并没有就此划上句号。反而因张学良送蒋介石返南京即被软禁并受审名鼎配资,国民党重兵再度向西安进逼,如巨石击水,在全国各界又激起层层波澜。
由于张学良被扣,东北军中的少壮派反蒋情绪骤然激烈,要求出兵与进逼之蒋军决一死战。他们与军内主和派发生了尖锐对立,新的内战、东北军内的火并呈一触即发之势。一向处乱不惊的周恩来也感到事情棘手。他非常清楚:平息内战和东北军内的自相残杀,最简便而有效的办法,就是蒋介石放张学良回西安,停止蒋军对西安的进逼。但蒋介石既然采取了这种以怨报德的作法,是绝不会轻易回转的。
然而不论怎样,中共必须尽全力转圜,让潘汉年在南京积极奔走!周恩来虽觉得希望渺茫,但不能不尽力一试。
他和毛泽东联名,数次致电潘汉年,要其与陈立夫商洽蒋军退兵。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连电潘汉年,告之周恩来在西安与蒋介石、宋子文商定的具体内容,指示潘汉年迅速在上海找宋子文接洽,弄清南京政府近日的变化,并要宋子文实践诺言,出面劝阻蒋介石违反协议的行径。

◆中共代表团赴西安谈判前合影。
潘汉年还根据张闻天的电示,派出各种关系,分别去策动韩复榘、孙科、冯玉祥,以及四川的刘湘、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请他们发表通电,要求继续以和平途径解决问题,恢复张学良的自由。刘、李、白遂于1937年1月15日联名发表通电,呼吁入陕中央军停止进攻,采取政治解决办法。
他还通过宋庆龄,将张闻天“要宋子文继续负责调解责任,表示我方拥护他调解之诚意”的话,转告宋子文。同时通过杜重远的关系,向熊式辉打探何应钦等亲日派的动向,向中共中央汇报,以便于中共中央根据情况的变异,及时调整对策。潘汉年并没有因西安事变的初步解决,蒋介石返回南京,而稍得轻松,反而更加忙碌。
1937年1月下旬,中央社忽大发讨伐电讯,引起张学良、杨虎城两部及西安学生异常愤激,特别是东北军方面更甚,认为国民党中央无合作诚意,抗蒋论又高扬,使在东北军中做工作的周恩来等陷入困难中,毛泽东再次致电潘汉年:
“望速交涉:第一,中央社改取和平论调;第二,前线中央军不作引起愤激之动作;第三,对西安合理要求表示让步;第四,请蒋示意阎百川出面调停,最好阎到西安一行。”
针对释放张学良问题,周恩来于1月27日,给潘汉年发去一封电报。电报说:“恩来用全力斡旋,结果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诸人已完全同意服从中央,但东北军大多数师团干部坚决要求张学良回西安一行,与东北军干部见一面,训话一次,即行撤兵,否则要打。我意蒋介石不妨让张来陕一次,仍回南京,使撤兵不生波折,很和平地解决此问题。”
第二天,潘汉年又接到一封周恩来发来的电报,重申了上述要求。
不到24小时之间连得两电,潘汉年感到事态的严重,刻不容缓,便马上约见张冲。此时,张冲也刚刚从西安回到南京。西安事变发生时,他作为蒋介石临驾以备咨询的随员,也被关押了一段。
然而,就是在西安被滞期间,张冲看到了中共以民族大义为重、释放自己宿敌的恢宏气度;看到了张学良将军以个人身家性命为赌注,换取统一抗战的高尚人格。因此,当他读罢潘汉年送来的电文,当场表示愿为此奔走。
他旋即赶赴溪口,将周恩来请潘汉年转蒋介石的电文,送呈蒋介石。然而,蒋介石没有依周恩来所请,张冲无功而返。蒋介石漫无止期的羁押张学良,始终没有一个说得过去的名目,国民党当局始终没有一个让人信服的解释,以致现代史的专家们,对此作了种种揣测。
谁也无法准确地揭示蒋介石的居心,但儆戒效尤;使东北军群龙无首在内乱中瓦解;使可能改变中国政治力量对比的张学良、杨虎城、中共三位一体的联合化为乌有,这三意是自在其中的。蒋某人确实部分地如愿以偿了。
1937年2月初,正在南京等地积极奔走的潘汉年,突然听到了不忍听闻的消息:东北军中的少壮派军官,冲动地杀害了在西安事变中功不可没的王以哲将军,西安陷入了东北军袍泽喋血的残杀。
虽然,周恩来以其政治家的胆略,以其超人的智慧,不顾个人安危,日夜奔走在互为对立的东北军两派军官中,最终平息了“二·二事件”所掀起的轩然大波。但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构筑的三位一体的大好局面,顷刻瓦解。
尽管如此,周恩来依旧为维持和平局面,在西安彻夜不眠,运筹善后事宜。潘汉年则为落实蒋介石离开西安时以人格保证的协议,奔波于西安、南京、上海等地,继续就释放张学良、撤军,以及红军驻地、给养、西路军等问题,与国民党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谈判,配合周恩来的工作。
蒋介石的目的达到了,他觉得有必要对自己的政治允诺,表示一下姿态。他下令“各路前方部队,未下总攻击令以前,应力避冲突,勿使接触”,缓和了军事对立。接着,他又指派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为代表赴西安,和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举行会谈。
双方历经月余的谈判,始终未达成任何协议。
会谈期间,贺衷寒、顾祝同的横蛮无理行径,连同为国民党谈判代表的张冲都十分反感。一天晚上,他私下跑到中共代表团的住处对周恩来说:“此等反复,太不够格”,“但实权不在我手,无能为力”。离开前,他告诉周恩来:“顾祝同规定你们一个师为一万人,其底牌实为12000人,你们还可力争超过此数。”
鉴于顾祝同、贺衷寒的横生枝节,周恩来认为应该撇开这些中间环节,直接与蒋介石会谈。中共中央同意了周恩来的提议,周恩来遂向顾祝同“申明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
3月,蒋介石方面有了回音,请周恩来到杭州,与蒋介石本人直接会谈。
四、就在这栖息着各朝各代革新与守旧,卖国与忠贞的灵魂的氛围中,周恩来与蒋介石,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10年之后,两党领导人的第一次会晤/蒋介石承认:中共有民主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蒋的谈话意图,中心在领袖问题/蒋介石基于对时局和中共的新的认识,在此次谈判中表现了向前看的积极态度/
为赴杭州谈判,周恩来先抵上海。被指派为谈判助手的潘汉年,已经先期在沪迎候,他把周恩来安排在四川路的新亚酒家。
风尘甫定的周恩来,将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的有关谈判的15点意见,交给潘汉年,让他马上转交宋美龄,以便让蒋介石能尽早过目。然后,周恩来在上海同宋子文、蒋鼎文进行了初步会谈,还会晤了东北抗日名将李杜等人。
第二天,周恩来即在潘汉年的陪同下,前往杭州。他们一行到达杭州之际,正是江南的梅雨季节,恰逢杭州西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别番景致。
潘汉年和张冲为周恩来、蒋介石选择的会谈地点,就是在西子湖畔“一角夕阳藏古洞,四围岚翠遥接村”的烟霞洞附近的一座院落中。
然而,对周恩来、蒋介石等人来说,西子湖畔给予他们更深印象和更多联想的,更可能在于栖霞岭侧,民族英雄岳武穆忠烈祠“还我河山”的牌匾;南屏山下,举兵抗清英勇就义的明朝兵部尚书张苍水墓;西泠桥畔,那位沉吟“秋风秋雨愁煞人”的鉴湖革命女侠秋瑾墓;甚至那两尊让万世唾弃的妥协奸臣秦桧夫妇的跪像……

◆1937年3月,国共谈判双方代表周恩来、张冲在杭州合影。
就在这栖息着各朝各代革新与守旧,卖国与忠贞的灵魂的氛围中,周恩来与蒋介石,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10年之后,两党领导人的第一次会晤。
杭州会谈就这样拉开了帷幕,蒋介石和周恩来前后谈了数次,历时一个星期。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前后,曾多次邀请周恩来就国共再次合作问题进行面商。在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为和平解决事变所作的忠诚努力,亦为蒋介石亲眼所见,深有所感。因此,在这次谈判中,他态度平和、认真。
在第一天会谈时,一见蒋介石,周恩来就先说明:“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立场,是站在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纲领上。中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谋求同蒋介石和国民党合作,决不能忍受投降收编之诬蔑。”
周恩来表示:中国反对各省的倒蒋分裂运动,但蒋与南京方面应该给以机会,提高他们对抗日民主的认识,以彻底实现和平统一。
在交谈中,周恩来向蒋介石重申了中共六点声明:
“一、陕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红军改编后的人数须达4万余人;三、三个师上必须设总部;四、不能派遣辅佐和政训人员;五、红军学校必须办完;六、红军防地须增加。”
蒋介石在谈话开始时首先表示承认:中共有民主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承认由于国共分家,致使10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局面,要求各自检查过去的错误。但蒋介石说:“分家这责,应该归过于鲍罗廷。”
在讲到国共合作时,蒋介石一再强调:中国共产党不要说同国民党合作,这是同他个人合作。他表示希望中共这次改变政策后,与他永久合作;即使他死后,也不要分裂,免得因内乱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因此,蒋介石说要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
周恩来接过蒋的话说:“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一个最好办法。”
“那就赶快回延安去,商量合作与纲领问题。”蒋介石立刻说。
周恩来问:“蒋先生有什么具体办法吗?”
蒋介石回答说:“没有,你们中共先商量一个吧。”
当提到一些具体问题时,蒋介石表示了他个人对这些细节的事项没有太大兴趣,“这些都是小节,容易解决。”
接着,蒋介石又说道:中共在几个月后可以参加国民大会、国防会议;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但须由中共推荐一个南京方面的人来做正的,“以应付各方”;副的以下均归中共,并由中共自己干,他不来干涉;军队人数不同中共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他决不来破坏红军部队,只是联络而已;粮食接济定额设法解决;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肯定,他也决不再打。
看起来,蒋介石这次的表示确实爽快,但周恩来对蒋介石有着多年的了解,一下就看透了他的真实意图所在。在后来叙述谈判情况的一份报告中,周恩来写道:“总观蒋的谈话意图,中心在领袖问题。”“他认为这一问题如能解决,其它具体问题自可放松一些,否则必从各方面给我们困难,企图逼我就范。”
由于蒋介石基于对时局和中共的新的认识,在此次谈判中表现了向前看的积极态度,谈判的整个气氛还是相当不错的。杭州会谈虽然没有达成具体的协议,但双方最终还是一致商定停止内战。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潘汉年一直伴随在周恩来身侧,做一些辅助谈判的工作。在谈判期间,宋美龄曾到潘汉年的寓所,做了礼节性的拜访。她对潘汉年在西安事变期间,与宋家的联络,以及他为以和平方式解决事变而作出的种种努力,表示了感谢。她还恳切希望潘汉年在今后,能更多地为她帮些忙,就像潘汉年同宋庆龄的关系那样。
在谈判结束前夕,蒋介石告诉中共谈判代表,以后有关国共两党合作的具体问题,仍由陈立夫负责与中共方面接洽;涉及红军的改编和经费的事宜,则由宋子文负责同中共协商。潘汉年作为中共方面的谈判代表,此后就这些具体的问题,又同陈立夫、宋子文等人进行了多次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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