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凡名鼎配资
一、仅凭口舌创造谈判奇迹，那只是奢望/中共中央依然认为“迫蒋停止剿共，是目前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张、杨二将军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以“兵谏”方式软禁蒋介石，迫其接受统一抗战/宋庆龄根据宋美龄的嘱托，立即约见了上海的潘汉年
再高超的折冲樽俎里手，也明白谈判桌上的辉煌取决于谈判桌之外的筹码。气候未形成，条件不具备，仅凭口舌创造谈判奇迹，那只是奢望。因此当谈判冷落的时候，潘汉年便将更多的精力置于谈判之外的努力。
为了既坚持中共不作无原则让步的宗旨，又把国共两党的谈判继续下去，在这段时间里，潘汉年与四川的刘湘、广西的李宗仁、19路军的蒋光鼐、山西的阎锡山等各地实力派，就中国共产党有关国共合作的政治主张广泛交换了意见，以求与他们共同推动蒋介石抗日。
◆潘汉年
就在这时候，与潘汉年一直保持着联系、积极为统一抗日呼唤奔走的上海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7人，遭到蒋介石当局的逮捕，此即史称的“七君子案”。潘汉年又走动于宋庆龄等著名的爱国人士之间，发起了轰轰烈烈的营救七君子的群众运动。
面对蒋介石的步步倒退，中共中央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依然认为“迫蒋停止剿共，是目前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毛泽东、朱德等19位红军高级将领于1936年12月1日，联名致信在西安部署“剿共”的蒋介石，敦促其幡然醒悟，踅上合作抗日正途。
然而一意孤行的蒋介石，却视中共的委曲求全为软弱，对西安民众的抗日请愿，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的“哭谏”置若罔闻，执意强令张学良、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把枪口对准红军。
◆1936年12月2日，蒋介石在洛阳与西北军政首脑合影。左起：、蒋介石、宋美龄、杨虎城夫人、张学良、邵力子等。
被逼上梁山的张、杨二将军，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于12月12日，以“兵谏”方式软禁蒋介石，迫其接受统一抗战。同时通电全国，剖陈兵谏原委，提出抗日救国“八项主张”。此即轰动一时的。
事变发生，举国震惊。在南京主持军务的何应钦，在戴季陶、吴稚晖、叶楚伧等支持下，力主讨伐张、杨。他一面调集10余个师向西安进逼，并派飞机轰炸渭南、富平等地，扬言“炸平西安”；一面电促在意大利养病的亲日派汪精卫迅速回国。
然而当时国民党内并非一片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之声，林森、孔祥熙、宋子文等坚决反对讨伐，尤其是宋、孔，怕如此会置蒋介石于死地。
据史载：张学良于事变当天，就给留守南京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以及宋美龄发去电报。不巧孔、宋二人均在上海。南京孔祥熙办公室的秘书慌忙打长途电话，向孔祥熙报告张学良电报内容。孔夫人宋霭龄随即打电话告诉小妹宋美龄。宋美龄听说蒋介石被软禁在西安，如“晴天霹雳，震骇莫名”，当场昏厥。醒来之后，宋美龄要孔祥熙带她星夜驰赴南京。
孔祥熙、宋美龄等人经研究张、杨通电，认为张、杨主要是要求抗日，大有交涉余地，应全力争取“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同时他们认为张、杨此举大概是受中共抗日宣传的影响，甚至推测中共和红军可能介入了兵谏。
因此，他们感到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旋的同时，还必须了解中共的态度，查清中共在此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联络中共敦促张、杨释放蒋介石。然而，如何与中共联络，又如何对中共施加影响呢？
他们想到了共产国际和苏联，想到了在南京、上海之间与国民党谈判的代表潘汉年。他们数管齐下，宋美龄请孔祥熙约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请求苏联政府从中斡旋，促中共为说服张、杨放蒋而努力。此外，宋美龄又请她的二姐宋庆龄和共产国际联系，请他们出面帮助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同时通过她的关系与潘汉年联络。
宋庆龄从团结抗战的民族大义出发，也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宋庆龄明确提出，释放蒋介石的条件是他必须答应停止内战，实行抗日。她不念个人恩怨，不顾自身安危，准备“要胡子婴陪伴，要何香凝老太太同行”，亲自飞往西安，“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以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但后因何应钦不配合，不解决飞机，始未成行。
与此同时，宋庆龄根据宋美龄的嘱托，立即约见了在上海的潘汉年。
二、毛泽东笑着对叶子龙说：“有好事情了。”/他没有按常规在南京下关车站下车/应宋美龄之请前往西安的端纳，来电通报了蒋介石在西安很安全的真相/潘汉年主动联系，与陈立夫会面/我们的确还应该记住另外一些名字，如潘汉年、刘鼎、王炳南等
这时，潘汉年已经收到中共中央的电报，他从电文中获悉，“中共事前不知西安事变”，遂将此告知宋庆龄。据当时中共中央军委机要科科长叶子龙回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时，曾致中共密电。他收报时，因电文中有文言词汇，他没有看懂电文的意思，遂送交毛泽东。毛泽东看罢，笑着对叶子龙说：“有好事情了。”叶子龙还是不明白，直到张、杨发表通电，叶子龙才知道发生了西安事变。
不久，潘汉年又接到以毛泽东名义发来的电文：“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并要他转告宋庆龄，中共和张学良、杨虎城方面已决定欢迎南京方面派代表到西安面商和平解决的消息，主张劝宋子文前往西安。
宋庆龄了解这一情况后，即与宋美龄、宋子文联系。潘汉年随即接到秘赴南京的邀请，宋家人要和他进一步商讨赴西安谈判之事。
潘汉年在赴南京途中，考虑到当时南京政局的动荡，为避免遭到亲日派何应钦等人的阻拦及破坏，他没有按常规在南京下关车站下车，而改由尧化门小站下车，然后乘车进城住进事先约定的宋子文家中。
住进宋子文公馆的潘汉年，再次向宋氏兄妹陈述了中共中央及张学良、杨虎城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不久，他收到了《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他立刻交宋子文，并请宋子文转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宋子文仔细阅毕这则电文，认为这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件。电文中全面剖析了西安事变起因名鼎配资，并提出了对事件的具体处理善后办法。宋子文遂通知宋美龄、孔祥熙来自家公馆共商应对之策。
为自身计，孔祥熙是不希望亲日派何应钦以及准备动身回国的汪精卫掌权的。而今能制约走亲日路线的中枢显贵者，唯蒋介石一人。所以他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使蒋介石能安全返回南京。
因此，当孔祥熙看到中共致国民党中央电文中，“贵党果欲援救蒋氏，则绝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所能奏效，实属显然”一语，感到很对心思。他们在对中共的这一文件研读了一番后，更坚定了积极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活动的决心。
为了了解南京的动向，以及使潘汉年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采取配合行动，中共将一些指示和相关的文件都及时电传潘汉年。19日，《中共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联翩而至。
《指示》对西安事变产生前的形势、意义、发展的两个前途及其拥护者等方面作了科学的分析，使潘汉年明确了自己应该“利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
因此，他及时将中共根据西安事变进展发出的指示、所表明的态度，通报给宋氏兄妹和孔祥熙等，并积极参与他们同亲日派斗争的商议。宋美龄等人敢于力排众议，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与潘汉年的积极活动相关的。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第三天，张学良阅读蒋介石的顾问端纳带来的宋美龄的信。
就在此时，应宋美龄之请先期前往西安进行调解的端纳，来电通报了蒋介石在西安很安全的真相，并转告“西安方面欢迎派人来陕磋商释蒋问题”。宋氏兄妹遂决意亲赴西安，和张学良、杨虎城、中共方面举行直接会谈。正在商议之间，潘汉年送来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
及时看到的这份《通电》，对宋子文坚定去西安的决心，无疑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他终于成行，“以私人资格飞赴西安，营救蒋公”。他的西安之行，为后来他作为正式谈判代表，偕宋美龄再赴西安做了必不可少的铺垫。
宋子文刚走，毛泽东的电报又来了。该电吩咐潘汉年立即向陈立夫等提出：“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南京及各地左派应迅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成立国内和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
潘汉年主动联系，与陈立夫会面，向他转达了中共中央新提出的有关合作抗日的五项要求。
◆1936年12月22日，西安事变发生10天后，宋美龄搭机赶来西安，下机时满面愁容。
当宋子文安然返回，当南京的国民党政要们弄清了中共及张、杨有关事变的态度后，于22日正式派宋子文、宋美龄为谈判代表赴西安面见张、杨。此时，西安方面的各派政治力量在周恩来的艰苦说服下，基本上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12月23日至24日，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就周恩来提出的中共和红军的六项主张进行谈判，最终达成协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协议内容为六条：
1、停战，撤兵至潼关外；
2、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3、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
4、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5、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6、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在整个西安事变发生至和平解决的过程中，人们都把目光集中到了西安这个政治焦点，集中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张学良、杨虎城这数枚无疑是当时最耀眼的政治巨星身上了。在我们通常所阅读到的历史教科书上，我们通常也只能看到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
但是，我们的确还应该记住另外一些名字，如潘汉年、刘鼎、王炳南等等，他们当然是遵循那些政治巨星们的指示在行动的，但没有他们的富有创造性的工作，西安事变的发生到解决的历程，就不一定像我们今天读到的这般精彩，是他们的烘托，增添了巨星的亮度。
三、西安事变，并没有就此划上句号/一向处乱不惊的周恩来也感到事情棘手/谁也无法准确地揭示蒋介石的居心/西安陷入了东北军袍泽喋血的残杀
西安事变，并没有就此划上句号。反而因张学良送蒋介石返南京即被软禁并受审名鼎配资，国民党重兵再度向西安进逼，如巨石击水，在全国各界又激起层层波澜。
由于张学良被扣，东北军中的少壮派反蒋情绪骤然激烈，要求出兵与进逼之蒋军决一死战。他们与军内主和派发生了尖锐对立，新的内战、东北军内的火并呈一触即发之势。一向处乱不惊的周恩来也感到事情棘手。他非常清楚：平息内战和东北军内的自相残杀，最简便而有效的办法，就是蒋介石放张学良回西安，停止蒋军对西安的进逼。但蒋介石既然采取了这种以怨报德的作法，是绝不会轻易回转的。
然而不论怎样，中共必须尽全力转圜，让潘汉年在南京积极奔走！周恩来虽觉得希望渺茫，但不能不尽力一试。
他和毛泽东联名，数次致电潘汉年，要其与陈立夫商洽蒋军退兵。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连电潘汉年，告之周恩来在西安与蒋介石、宋子文商定的具体内容，指示潘汉年迅速在上海找宋子文接洽，弄清南京政府近日的变化，并要宋子文实践诺言，出面劝阻蒋介石违反协议的行径。
◆中共代表团赴西安谈判前合影。
潘汉年还根据张闻天的电示，派出各种关系，分别去策动韩复榘、孙科、冯玉祥，以及四川的刘湘、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请他们发表通电，要求继续以和平途径解决问题，恢复张学良的自由。刘、李、白遂于1937年1月15日联名发表通电，呼吁入陕中央军停止进攻，采取政治解决办法。
他还通过宋庆龄，将张闻天“要宋子文继续负责调解责任，表示我方拥护他调解之诚意”的话，转告宋子文。同时通过杜重远的关系，向熊式辉打探何应钦等亲日派的动向，向中共中央汇报，以便于中共中央根据情况的变异，及时调整对策。潘汉年并没有因西安事变的初步解决，蒋介石返回南京，而稍得轻松，反而更加忙碌。
1937年1月下旬，中央社忽大发讨伐电讯，引起张学良、杨虎城两部及西安学生异常愤激，特别是东北军方面更甚，认为国民党中央无合作诚意，抗蒋论又高扬，使在东北军中做工作的周恩来等陷入困难中，毛泽东再次致电潘汉年：
“望速交涉：第一，中央社改取和平论调；第二，前线中央军不作引起愤激之动作；第三，对西安合理要求表示让步；第四，请蒋示意阎百川出面调停，最好阎到西安一行。”
针对释放张学良问题，周恩来于1月27日，给潘汉年发去一封电报。电报说：“恩来用全力斡旋，结果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诸人已完全同意服从中央，但东北军大多数师团干部坚决要求张学良回西安一行，与东北军干部见一面，训话一次，即行撤兵，否则要打。我意蒋介石不妨让张来陕一次，仍回南京，使撤兵不生波折，很和平地解决此问题。”
第二天，潘汉年又接到一封周恩来发来的电报，重申了上述要求。
不到24小时之间连得两电，潘汉年感到事态的严重，刻不容缓，便马上约见张冲。此时，张冲也刚刚从西安回到南京。西安事变发生时，他作为蒋介石临驾以备咨询的随员，也被关押了一段。
然而，就是在西安被滞期间，张冲看到了中共以民族大义为重、释放自己宿敌的恢宏气度；看到了张学良将军以个人身家性命为赌注，换取统一抗战的高尚人格。因此，当他读罢潘汉年送来的电文，当场表示愿为此奔走。
他旋即赶赴溪口，将周恩来请潘汉年转蒋介石的电文，送呈蒋介石。然而，蒋介石没有依周恩来所请，张冲无功而返。蒋介石漫无止期的羁押张学良，始终没有一个说得过去的名目，国民党当局始终没有一个让人信服的解释，以致现代史的专家们，对此作了种种揣测。
谁也无法准确地揭示蒋介石的居心，但儆戒效尤；使东北军群龙无首在内乱中瓦解；使可能改变中国政治力量对比的张学良、杨虎城、中共三位一体的联合化为乌有，这三意是自在其中的。蒋某人确实部分地如愿以偿了。
1937年2月初，正在南京等地积极奔走的潘汉年，突然听到了不忍听闻的消息：东北军中的少壮派军官，冲动地杀害了在西安事变中功不可没的王以哲将军，西安陷入了东北军袍泽喋血的残杀。
虽然，周恩来以其政治家的胆略，以其超人的智慧，不顾个人安危，日夜奔走在互为对立的东北军两派军官中，最终平息了“二·二事件”所掀起的轩然大波。但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构筑的三位一体的大好局面，顷刻瓦解。
尽管如此，周恩来依旧为维持和平局面，在西安彻夜不眠，运筹善后事宜。潘汉年则为落实蒋介石离开西安时以人格保证的协议，奔波于西安、南京、上海等地，继续就释放张学良、撤军，以及红军驻地、给养、西路军等问题，与国民党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谈判，配合周恩来的工作。
蒋介石的目的达到了，他觉得有必要对自己的政治允诺，表示一下姿态。他下令“各路前方部队，未下总攻击令以前，应力避冲突，勿使接触”，缓和了军事对立。接着，他又指派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为代表赴西安，和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举行会谈。
双方历经月余的谈判，始终未达成任何协议。
会谈期间，贺衷寒、顾祝同的横蛮无理行径，连同为国民党谈判代表的张冲都十分反感。一天晚上，他私下跑到中共代表团的住处对周恩来说：“此等反复，太不够格”，“但实权不在我手，无能为力”。离开前，他告诉周恩来：“顾祝同规定你们一个师为一万人，其底牌实为12000人，你们还可力争超过此数。”
鉴于顾祝同、贺衷寒的横生枝节，周恩来认为应该撇开这些中间环节，直接与蒋介石会谈。中共中央同意了周恩来的提议，周恩来遂向顾祝同“申明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
3月，蒋介石方面有了回音，请周恩来到杭州，与蒋介石本人直接会谈。
四、就在这栖息着各朝各代革新与守旧，卖国与忠贞的灵魂的氛围中，周恩来与蒋介石，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10年之后，两党领导人的第一次会晤/蒋介石承认：中共有民主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蒋的谈话意图，中心在领袖问题/蒋介石基于对时局和中共的新的认识，在此次谈判中表现了向前看的积极态度/
为赴杭州谈判，周恩来先抵上海。被指派为谈判助手的潘汉年，已经先期在沪迎候，他把周恩来安排在四川路的新亚酒家。
风尘甫定的周恩来，将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的有关谈判的15点意见，交给潘汉年，让他马上转交宋美龄，以便让蒋介石能尽早过目。然后，周恩来在上海同宋子文、蒋鼎文进行了初步会谈，还会晤了东北抗日名将李杜等人。
第二天，周恩来即在潘汉年的陪同下，前往杭州。他们一行到达杭州之际，正是江南的梅雨季节，恰逢杭州西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别番景致。
潘汉年和张冲为周恩来、蒋介石选择的会谈地点，就是在西子湖畔“一角夕阳藏古洞，四围岚翠遥接村”的烟霞洞附近的一座院落中。
然而，对周恩来、蒋介石等人来说，西子湖畔给予他们更深印象和更多联想的，更可能在于栖霞岭侧，民族英雄岳武穆忠烈祠“还我河山”的牌匾；南屏山下，举兵抗清英勇就义的明朝兵部尚书张苍水墓；西泠桥畔，那位沉吟“秋风秋雨愁煞人”的鉴湖革命女侠秋瑾墓；甚至那两尊让万世唾弃的妥协奸臣秦桧夫妇的跪像……
◆1937年3月，国共谈判双方代表周恩来、张冲在杭州合影。
就在这栖息着各朝各代革新与守旧，卖国与忠贞的灵魂的氛围中，周恩来与蒋介石，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10年之后，两党领导人的第一次会晤。
杭州会谈就这样拉开了帷幕，蒋介石和周恩来前后谈了数次，历时一个星期。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前后，曾多次邀请周恩来就国共再次合作问题进行面商。在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为和平解决事变所作的忠诚努力，亦为蒋介石亲眼所见，深有所感。因此，在这次谈判中，他态度平和、认真。
在第一天会谈时，一见蒋介石，周恩来就先说明：“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立场，是站在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纲领上。中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谋求同蒋介石和国民党合作，决不能忍受投降收编之诬蔑。”
周恩来表示：中国反对各省的倒蒋分裂运动，但蒋与南京方面应该给以机会，提高他们对抗日民主的认识，以彻底实现和平统一。
在交谈中，周恩来向蒋介石重申了中共六点声明：
“一、陕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红军改编后的人数须达4万余人；三、三个师上必须设总部；四、不能派遣辅佐和政训人员；五、红军学校必须办完；六、红军防地须增加。”
蒋介石在谈话开始时首先表示承认：中共有民主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承认由于国共分家，致使10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局面，要求各自检查过去的错误。但蒋介石说：“分家这责，应该归过于鲍罗廷。”
在讲到国共合作时，蒋介石一再强调：中国共产党不要说同国民党合作，这是同他个人合作。他表示希望中共这次改变政策后，与他永久合作；即使他死后，也不要分裂，免得因内乱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因此，蒋介石说要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
周恩来接过蒋的话说：“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一个最好办法。”
“那就赶快回延安去，商量合作与纲领问题。”蒋介石立刻说。
周恩来问：“蒋先生有什么具体办法吗？”
蒋介石回答说：“没有，你们中共先商量一个吧。”
当提到一些具体问题时，蒋介石表示了他个人对这些细节的事项没有太大兴趣，“这些都是小节，容易解决。”
接着，蒋介石又说道：中共在几个月后可以参加国民大会、国防会议；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但须由中共推荐一个南京方面的人来做正的，“以应付各方”；副的以下均归中共，并由中共自己干，他不来干涉；军队人数不同中共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他决不来破坏红军部队，只是联络而已；粮食接济定额设法解决；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肯定，他也决不再打。
看起来，蒋介石这次的表示确实爽快，但周恩来对蒋介石有着多年的了解，一下就看透了他的真实意图所在。在后来叙述谈判情况的一份报告中，周恩来写道：“总观蒋的谈话意图，中心在领袖问题。”“他认为这一问题如能解决，其它具体问题自可放松一些，否则必从各方面给我们困难，企图逼我就范。”
由于蒋介石基于对时局和中共的新的认识，在此次谈判中表现了向前看的积极态度，谈判的整个气氛还是相当不错的。杭州会谈虽然没有达成具体的协议，但双方最终还是一致商定停止内战。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潘汉年一直伴随在周恩来身侧，做一些辅助谈判的工作。在谈判期间，宋美龄曾到潘汉年的寓所，做了礼节性的拜访。她对潘汉年在西安事变期间，与宋家的联络，以及他为以和平方式解决事变而作出的种种努力，表示了感谢。她还恳切希望潘汉年在今后，能更多地为她帮些忙，就像潘汉年同宋庆龄的关系那样。
在谈判结束前夕，蒋介石告诉中共谈判代表，以后有关国共两党合作的具体问题，仍由陈立夫负责与中共方面接洽；涉及红军的改编和经费的事宜，则由宋子文负责同中共协商。潘汉年作为中共方面的谈判代表，此后就这些具体的问题，又同陈立夫、宋子文等人进行了多次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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